艺缘杂评

自我更新比“美术革命”更重要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8-10-17 10:51
杜洪毅

【本期话题】“美术革命”在当下还有何意义?

策划:李振伟

编者按:9月12日,“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幕,关于此展的研讨会也如期举行。前来观展与参加会议者也是人满为患。可以看出,近年来,关于传统的书画艺术越来越受青睐;而再看不远的百年前,以“四王”为代表的传统书画正是当年倡导“美术革命”者的批判对象。那么,同样是“四王”与传统,短短一百年间,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为何会这么大的差距呢?这中间所涉及的关于社会变革与美术革命、艺术家的自我更新与时代潮流,甚至对此问题本身的思考与否,都是值得讨论的。在此,本期时评,特以“‘美术革命’在当下还有何意义?”为主题,邀请相关学者、批评家共同探讨。

自我更新比“美术革命”更重要

□杜洪毅

任何一种美术思潮或风格流派,不管曾经显得多么高明,如果长时间不能自我更新,都必然沦为形式化的套路制作,与纯粹的工艺生产无二样。

清初“四王”自持站在士大夫的立场,却一味的摹古仿古,不懂得更新思路,终将水墨写意变成工匠式复制,比起被他们瞧不起的界画并无过人之处,还远不如宫庭画师郎士宁融合中西的作品。文人写意绘画的本质精神是摆脱形体图像的束缚,最大限度进行自我精神超越,将个性人格自由融合于笔墨语言中。可在“四王”那里,一丝不苟的重复前人笔调,仰仗熟练技巧勾描山水图案符号,除了外形图式,哪里还能找出宋元文人画的精神气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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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敏 秋山白云图轴

董其昌等人提出的“南北宗论”原本是对前人绘画源流的总结性分析,其客观性姑且不论,但绝不该被后人视为需要遵循的准则。可就是这样一种本身存在争议的见解,被那些自认为是文人的画者当作至理名言,实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大不幸。事实上,董其昌在中国美术史的地位虽不容忽视,但他本人的绘画作品已有明显的工匠式制作痕迹,并不像其主张的理论那么高明。

而“四王”正是追随董氏路线受到满清权贵的青睐,将这种笔墨和图案模式“文人画”推而广之,以致后人误认为这一流派就是传统文人画的主流。再加上李渔主持出版的《芥子园画传》问世后,将模式化绘画技巧广为传播,进一步的加深了后人对文人画的误解。“四王”原本是文人画终结者,他们的作品虽然深受统治阶层欢迎,其余孽在后来的两三百年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可比起“四僧”和扬州画派来,就显得相形见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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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翚 晚梧秋影图轴

20世纪初掀起“美术革命”的那一批人,把“四王”当作文人画的代表进行攻击,本身就是对传统的误读。

康有为、徐悲鸿等人从民族文化的危机的视角看待绘画革新问题,认为西方明暗透视造型优于中国画以线条为基础的造型,原是出于个人认识上的局限性。中西方绘画从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本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当然,康、徐等人主张学习西方绘画来改造中国画,作为个人艺术追求也完全没有错。借助于吸收外来文化力量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是被任何文明社会推崇的。但以“革命”的形式将“新”美术置于传统美术的对立面,则值得商榷。况且,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美术革命”倡导者,对西方传统艺术的理解仅停在基础性的写实技巧上,而忽视其伟大的人文创造传统。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主流绘画走上为写实而写实、拿照着描替代创作的道路。这种停留于基本绘画语言的思路一旦僵化为形式,艺术便沦为工艺制作,这也是今天写实绘画领域流行复制照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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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泰戈尔像

写实绘画沦为工艺画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如果仅仅借助外来文化理念掀起所谓的“美术革命”,而忽视不断更新创作思路,只会让艺术走向终结。

那些追随“美术革命”大旗的人,最终与歩董其昌、“四王”后尘的“文人画”家们没什么两样。很不幸的是,这种历史轮回并没结束,一再重复上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美术界又掀起了一场借鉴于西方的变革浪潮。可当我们重新审视今日中国美术现状时,发现无论称其为“现代”“后现代”“当代”这类标榜为“新潮”“前卫”的艺术,已无任何新意可言了。不要说绘画创作变成了套路制作和图案复制,就是行为、装置等观念艺术方面的东西,也变成固定模式下的重复生产。这种现象在那些得宠于市场的名家大腕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显,放弃了更新思路,就只能不停的搞自我复制或玩点向古代大师致敬式的花招了。

当前中国美术界人土必须清醒认知到的是,重提“美术革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再需要以一种绘画语言替代另一种绘画语言的“革命”。文人绘画精神过时了吗?绝对没有,但“四王”绘画模式和其它范式化笔墨、图案制作一定是过时了的。写实绘画语言过时了吗?当然没有,可缺失创造精神机械记录、模仿性写实和照片复制必然是过时了的。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发展起来的丰富表达语言过时了吗?同样没有,不过如果只能利用这些语言进行套路化制作、拼凑,又能算哪门子的“新潮”美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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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革新是一劳永逸的,也没有任何前人启示可让后世当着圣旨来遵循。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从画家个人立场还是整个中国美术家集群视角来讲,如果丧失了自我更新能力,不能将技术语言升华到艺术与文化创造的高度,追求任何形式上的变革与“创新”都不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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