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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被侵权,如何讨回公道

作者:杜洪毅

来源:《收藏投资导刊》第179期

原文标题:《著作权纠纷背后的困境与出路》

在现代社会,对原创作品著作权给予尊重与保护,不只是司法机关和版权管理部门的职责,而且还是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这本是谁都该明白的常识。然而,国内艺术界不断爆出的抄袭侵权丑闻和著作权纠纷,却让我们对从业人员法律意识及道德修养之低下而深感无语。就大量无视原创版权这一事实来说,远不能仅从道德或法律层面论是非,更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寻找一条改变此种现状的出路展开深入思考。

艺术作品被侵权,如何讨回公道

侵权丑闻之困惑

照理说,艺术工作者属于文化人阶层,应该比普通老百姓有更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自觉,更能懂得尊重他人著作权。可实情完全不是这样,经常被媒体爆光的抄袭侵权事件当事人,还不是普通的底层艺术从业人员,其中不少人拥有高校教授、研究生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等身份标识,这实在让人有点困惑。

前段时间媒体披露西安美院某教师抄袭英国插画师作品,当事人不仅没有坦然认错,还找各种借口百般抵奈,想要蒙混过关。好在权利人不甘示软,才没有让其得逞。而西安美院方面这次也没有姑息,迅速作出撤销当事人奖励与提升、解除其劳动关系的决定,受到公众普遍好评。在艺术界层出不穷的抄袭丑闻中,真能做到像西安美院这样对抄袭当事人以严厉处分的单位,还实在有点少见。

此次抄袭事件显著的特点是,当事人不仅几乎直接复制他人作品,还明目张胆的送去参评国际奖项。这显然不是因为欠缺法律常识,而是在个人利欲驱使下故意无视法律尊严和他人权益。从类似的抄袭和学术造假事件可以看出,即便是高层知识份子、拥有光鲜的身份,如果丧失了基本的做人和法律底线,也完全可以做出不耻于天下的事情。这不禁让我们发问,国内高等院校在对人才培养上,是否缺少了些什么呢?

当然,不能因此说所有与著作权相关的争端都是因当事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践踏法律和道德底线。更多时候,还是因为一些人法律意识淡泊、缺乏权利意识造成的。这主要体现在时下一些艺术工作者随意“借鉴”他人作品、各方权利关系没有明确约定、民间工艺师未经许可抄仿他人原创作品、遭遇侵权时因各种顾忌而放弃维权等。

除此之外,无视著作权的行为并不只发生在艺术工作者身上,还有一些企业机构或个人在利益趋使下,未经授权就擅自将他人作品据为己有或复制营利,同样也较为常见。比如最近发生的韩美林诉某公司侵犯其作品“钞氏兄弟”版权一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在我国法治环境建设逐步趋于完善、公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面对艺术圈屡见不鲜的抄袭侵权丑闻和著作权纠纷,笔者不禁想问:艺术从业人员,是不是该努力提升自身法律意识和人格修养呢?各类机构、团体和企业,是不是该尽最大努力建立起以法律为准绳的高标准著作权共识呢?

艺术作品被侵权,如何讨回公道

挪用不是侵权的借口

西方现当代艺术,本身就是带着强烈创新意识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不知为何,这种求新的理念一旦传入中国后,成为“当代艺术”,便转而盛行起抄袭模仿的风气。特别是少数青年艺术家,苦于找不到创意,干脆直接把名家作品“挪用”到自己作品中来,这是很明显的侵权行为。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美院毕业创作,抄袭事件集中高发),为了寻求捷径,将直接照抄国外小名头艺术家作品视为自己的创作。当然,更为普遍的是挪用或“借鉴”商业广告设计或现成图像资料(常见的是网络图片),若没事先获得授权,同样属于违法侵权行为。

不错,西方“后现代”艺术中的确存在挪用它物的现象,但那是作为寻找全新的表达语言探索而出现的,并不能因此为抄袭侵权提供合理借口。这个始作俑者是马塞尔·杜尚,可我们从杜尚作品中却找不出任何抄袭痕迹。比如他直接拿现成商品充当自己的作品,虽然是由别人生产出来,但使用那些寻常物件并不会侵犯任何人的版权,更无从谈起抄袭。另外,杜尚为蒙娜丽莎印刷品画上胡子后,拿来视为自己的创作,虽然借用了别人的原创作品,但达·芬奇已过世了几百年,同样不存在版权问题。

从著作权的角度讲,安迪·沃霍尔的一些作品才是存在非议的,他直接选用商品图案或别人摄影作品来进行复制。但像可口可乐公司这样的企业根本不会对沃霍尔提出指控,只会因免费为他们做广告而暗自窃喜。沃霍尔其它一些作品显然涉嫌侵权,不过他很幸运,生前似乎没有收到过指控,去世后反而有人找上门来。我们不能因此说沃霍尔未经授权使用他人作品就是合理的,只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年来,即便是在美国,人们对版权的意识也没有今天这么强烈。可是,对生活在当下的艺术家来说,如果模仿沃霍尔的方式来搞“创作”,显然要担当法律风险。像美国当红艺术家杰夫·昆斯那样,因抄袭而屡遭指控就实在太厚颜无耻了,决不可将此个案视为学习榜样。

从法律角度上讲,并不存在“挪用”这样的概念,法官更不可能因此而赦免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其它相关法规明文规定了未经授权对他人作品进歪曲、篡改、剽窃、复制均属于侵权行为,如何介定,还得以法律条文和司法裁决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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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也不是侵权的理由

也许有人会说,临摹模仿那是中国艺术的传统,并不算侵权。在书画领域,很多画家笔下的图像符号已被历代书画家重绘过几百年、上千年,本是没有版权的。但若要说这种模仿是传统文化,并以此来为抄袭侵权辩护,那就太别扭的。在中国绘画技艺传承体系中,临摹画谱和前人作品原本是一种便捷的技能学习方式。只不过在历史传承过程中,一些缺少创造才能的艺人误将重绘图案当成搞创作,最终导致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停滞不前。事实上,对具备独创能力的艺术家来说,更应该从他人优秀作品中获取灵感,而不是照搬图案。历代成就最高的绘画大师,都不愿在前人程式化图案中转圈。

当然,谁要把临习古人图像当成自己的创作,那只是个人品行的问题。可是,在抄仿之风大为盛行的情况下,一些艺术工作者并不愿意去模仿轻易就能被识别的古代图案,转而去抄袭拥有版权的现当代作品。这种抄袭行径一旦被发现,当事人便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来抵赖。一些被侵权的书画家或因怕打麻烦,或因自己原本就是转抄它处,而放弃追究侵权者责任。如此一来,书画界互相抄袭的风气越来越盛行,以致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相识的画作,虽明知不是源于古人图像系统,却无从考证谁才是真正的原作者。

以临摹前人作品的方式来学习创作技能,并非中国书画艺术独有的传统。像卢浮宫内那些经典杰作,早被一代又一代的求学者临摹过无数遍。但人家那只是为了学习古代大师的技法,没人将临仿得来的画作视为自己的创作。同样是出于学习技法而临摹前人作品的中国书画界,为何就一定要把这种行为当成是“创作”传统呢?此“传统”又是从几时开始的呢?好像古人临仿前人作品时,都会在画面上注明,根本就不会说那是自己原创的。而今天的书画工作者,怎么就有脸面将抄仿当创作呢了?无论是否涉嫌侵权,这种不良之风的盛行无疑淡化了圈内著作权意识,是诱发版权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

很显然,艺术工作者若将临摹没有版权的作品视为创作,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侵权。但若要想使用任何版权作品(哪怕是普通网民上传的9图片),都必须事先征得原作者同意并获取授权。当然,如果只出于学习目的进行临摹,事后销毁或封存,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如果想将临仿作品公开发表或销售,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操作。在司法裁决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因“传统文化”为借口对侵权行为提供特别的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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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背后的巨大利益

近些年来抄袭侵权事件和版权争端之所以会频发,是因为著作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比如西安美院那位教师,如果抄袭行径没被爆光,个人荣耀、地位、金钱就会接踵而至,以践踏法律尊严和侵犯他人权益的方式平步轻云成为人生“赢家”。在如此巨大利益诱惑下,才会有那么多衣冠楚楚之辈,戴上虚假面具去干偷鸡摸狗的勾当。除了此类个体性侵权行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还会有一些企业和文化机构无视国家法律,加入侵权行动中来。

在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推动下,即便艺术市场一度遭遇困境,仍然阻止不了名家作品不断攀升的天价。去年保利秋拍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售价突破一亿美元,远超中国艺术品成交纪录。然而,天价艺术品往往与艺术家及其继承人无关,获利者多为拥有强大实力的投资人或藏家。例如,当今艺术市场宠儿凡高、莫迪里阿尼、常玉等人生前都非常贫困,死后却被捧上神坛,只是再多的金钱与他们本人都没关系了。对此,西方大多数国家在著作权法中增加追续权,让艺术家或版权继承人分享部分增值收益,此项立法目前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尚属空白。

不过,在当下市场环境中,除了艺术作品原件具有升值潜力外,更大的商业利益应该来自于版权。除了雕塑和版画外,大多数艺术品只有一件原作,一旦售出艺术家就不可能从中获取增值收益。但是,依据《著作权法》规定,美术作品物权转移后,除展览权外的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即便是作品实际拥有人想通过发行衍生复制品获利,也必须获得作者授权,否则便是侵权。所以,知名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意味着难以估量的商业价值,这也是诱使违法侵权事件和著作权纠纷频发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短时间里,由于我们社会法治环境不够成熟、民众法律意识偏低、维权困难等因素,造成了大量艺术品著作权被侵犯的事实。比如说中国近代画坛巨匠齐白石,作品著作权2007年过期前,市场上流通的绝大多数印刷复制品、衍生品就没有获得其继承人授权。而齐氏家人提出的一系列维权行动,却走得异常艰难,甚至还有人认为齐氏后人的维权行为是出于贪财。可那些侵犯别人著作权的行为难道不是出于更无耻的贪欲么?况且,在法治社会里,权利人享受著作权收益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根本就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真正该被推上审判席的,是那些公然无视法纪的人。

无论是商业企业、文化单位,还是其它个人或组织,想要通过艺术作品著作权获取利益,都应该在尊重国家法律的前提条件下,与艺术家或其它权利人签订授权或版权交易合同。只有通过合法授权,才能保障各方长久共同利益,促进市场秩序健康发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无论是私自复制出版名家画册,还是发行衍生品,又或仿造他人作品销售,均属违法。况且,对于商家来说,没有获得授权,自身利益就不能得到法律保障,即便存在简单的口头约定,同样意味着巨大的法律和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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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登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针对国内频发的抄袭侵权丑闻和著作权纷争,现在一些部门和机构提供了版权登记服务。但是,登记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依据《著作权法》规定,作品版权是创作完成之日就自然拥有的,并不在于是否公开发表或进行登记。可在实际诉讼环节,权利人需要为自己主张的权益提供有效证据,版权登记起到的即是举证作用。其实,证据是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比如公开发表记录、参展资料信息、其它人证物证书证等都可以。即便是发表在网络上的信息,也是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的。但法官是否采纳权利人提交的证据,在参加诉讼的另一方不认可的情况下,就需要评审其真实可信度。一些证据,比如网页资料,由于存在容易被删改的不确定性因素,需由公证机关公证才具备法律效力。由登记机构提供的版权服务,真正的作用就在于增加证据的真实可信度。

当然,由版权登记提供的著作权证明,并不能保证当事人就拥有登记作品的版权。例如,某人将抄袭他人的作品进行登记,虽然在为其提供服务的机构产生了版权记录,但由于本身属于侵权产物,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即便被侵权的作品没有进行过任何登记,只要权利人能提交其它可信证据,仍然受法律保护。

如果艺术家或其它权利人真想对作品进行版权登记,需要考虑的是机构的信誉,最好选择由国家版权管理部门认可的单位。版权登记需要机构长期保存登记信息,如果遇到那种暂时捞上一把很快就消失的无良服务商或中介,登记就完全丧失了作用。事实上,版权登记在保护科研成果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方面意义更大些,在文化艺术领域,对某些著作权认定较困难的作品更具必要性。

长期以来,举证难一直困扰着著作权诉讼。由于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权利人想赢得判决,就必须提供可靠证据。即便侵权事实成立,若涉及到赔偿环节,又需要更充分的证明,这是版权登记解决不了的。或许,当下正在升温的区块链技术,在未来对解决著作权诉讼中的举证难题会有所帮助,但目前这一概念存在被滥加解释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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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出路

之所以会有很多权利人不愿通过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责任,是因为相对可怜的预期赔偿来说,维权成本实在太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不要说权利人实际损失难以用货币去量化,就是侵权人违法所得常常也是糊涂账。不易统计是一回事,当事人常常还会故意隐藏、销毁证据。况且,在许多抄袭案件中,侵权人所获利益为个人地位、荣誉等无形资产,这是无法用金钱去度量收益的。而权利人受到的损失,除物质利益外,还有更大成分属于精神和荣誉伤害。因此,为了保障权利人的利益、揭制抄侵权案件高发事态,在未立法程序和司法实践中,提高侵权诉讼惩罚性赔偿和司法处罚力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此点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侵权成本低、维权代价高,再加上国内各大高等院校、艺术机构、文化企业,没有担当起遏制侵权的责任,甚至为一些明目张胆的抄袭和学术造假提供袒护,无疑助长了不良之风。以致于让剽窃现象变得司空见惯,一般的侵权行为早已不再是新闻了。西安美院辞退抄袭当事人的决定,在全国尚属首例,无疑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但愿过去那种涉嫌侵权的人士在舆论风波过后,仍可高枕无忧安享到手荣誉地位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要彻底摆脱困境,更需要建立起一套行业诚信机制,或者说一种黑名单制度,让那些喜欢侵犯他人权益的个人和企业无处遁形。高等院校、文化机构和艺术团体应该首先提当起责任,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地盘内姑息养奸。各类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体经营者,也应该以遵纪守法和诚信经营为原则,洁身自爱,不要因一时利益而无视国法尊严。特别是占市场引导地位的知名企业,更应该提当起责任。对于那些存在抄袭侵权行径的个人和企业,媒体理应担当起舆论监督责任,让其信誉扫地,促使消费者自觉抵制购买相关产品和服务,使其彻底丧失生存空间。特别是对那些恶性抄袭事件的当事人,有必要将其加入永久黑名单。

只有在全社会中的个人、媒体、企业、社团、高等院校与文化机构达成自觉抵制侵犯著作权的共识,以法治精神为前提配合司法部门对侵权行为的审判、对侵权人作出最严厉惩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著作权争端和侵权丑闻高发的现况!(电子版数据来源于《收藏投资导刊》今日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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